起初，胡璟以为钱弘俶会比钱弘佐更难对付，但经过此事，他发现钱弘俶性情仁厚温和，酷似先王钱元瓘，这让他心中暗自嘀咕：如此温吞的性格如何能坐稳江山。胡进思听后纠正说，钱元瓘看似对外臣宽厚，但对自家兄弟却杀伐果断、毫不手软，因此钱弘俶更像开国太祖钱镠。不久，钱弘俶将沈寅从台州调回杭州，正当沈寅入宫觐见时，元德昭匆匆送来一份急报：后汉皇帝刘知远已病重垂危。
公元948年正月，汴梁皇宫内气氛沉重，刘知远病入膏肓，众臣跪在榻前恳求他颁布遗诏、册立太子，以安定国本。刘知远未作回应，只是久久凝视发妻李三娘，心中满是不舍，最终带着牵挂闭目离世。刘知远一死，刚刚平息烽烟的中原顿时失去主心骨，年仅十八岁的刘承祐仓促继位；为求政局平稳，他沿用先帝“乾祐”年号，以示传承。
然而君主年少、国家生疑，危机接踵而至：后晋旧将李守贞据守河中反叛，契丹在北方虎视眈眈。郭威、杨邠、苏禹珪等人齐聚商议，冯道直言河东兵马不可调动，尽管契丹内乱，其实力犹存，只要刘崇镇守太原，北边防线便还算稳固。可一旦调离刘崇，云中的耶律挞烈必将南下叩关、窥探中原虚实。同年，郭威亲率大军讨伐李守贞。
反观吴越面对中原乱局，钱弘俶与群臣共商对策。胡进思断言李守贞难成气候，真正的隐患在于南唐可能趁虚而入。元德昭推荐仰仁诠巡防北境，但胡进思另有人选，推举旧部沈承礼代替，称其熟知南唐内情。钱弘俶听后大为赞许胡进思思虑周全，随即话锋一转，轻巧地将人选换回吴程，既保全老臣颜面，又确保兵权掌握在可信之人手中。
朝会结束后，钱弘俶单独留下沈寅，询问他今日的看法。沈寅认为仰仁诠长于民政，军事确非其最擅长，而胡进思提拔沈承礼不乏私心，因此重用吴程最为妥当。因为吴程既是王室姻亲，又是多年宰相，在军中威望颇高，有他坐镇北疆，南唐纵有野心也必难妄动。
一番话说完，钱弘俶听得十分满意，夸赞他日后必入相府，眼下不必急于一时，先封他为“通儒院学士”，随侍君王左右，负责起草文书、参赞咨询。安排完防务，钱弘俶对沈寅说出真正萦绕心头的大事：那便是先前推行的“包税制”。此法令台州户籍激增、税收显著，钱弘俶决意借此东风，全面废止“先征后量”等苛政，将包税制推行全国。
国舅李业以监军之名，怀揣密诏赶赴汉军大营，勒令郭威速战速决。郭威得令后并未急于发兵，反而擂鼓聚将，郭荣、赵匡胤、王殷等一众悍将齐集中军帐下。当着满帐将佐，郭威公然抗命，申明将领临阵应有专断之权，并强调再有罔顾战局的伪命，必斩传令之人。李业碰了个硬钉子，对郭威怀恨在心，仓皇返京。
回到汴梁后，李业向刘承祐进谗，硬是将郭威抗命渲染成拥兵自重。刘承祐闻言大怒，欲斩郭威，幸好杨邠和史弘肇两位重臣及时闯入宫禁，犯颜直谏，痛陈天子深居九重，不应遥控京师之外的战阵，更不可听信谗言、猜忌郭威这等国之柱石。刘承祐虽为天子，但根基未稳，军国大权尽握于杨、史等顾命老臣手中；面对二人威压，他只得暂敛杀心，低头认错。
前线战场上，郭威面对李守贞屡番挑战，高挂免战牌，采取固守策略，甚至故意示弱，任凭敌军拆毁营垒外围工事。此举看似怯战，实为“疲敌之计”；待叛军锐气消磨、士气懈怠，郭威暗中调度精锐发起突袭，最终大获全胜，李守贞纵火自焚。
捷报传至宫中，刘承祐本欲按功行赏、擢升郭威，李业再次进谗，认为郭威新立大功、威名更盛，若加以重赏，其势力将超越杨邠，恐成尾大不掉之患。于是李业为刘承祐出谋划策：索性将郭威调离中枢，远镇河北邺都。如此，一则可借郭威威名震慑契丹；二则可使郭威与杨邠、史弘肇等内朝重臣相互牵制，杨、史二人在朝中跋扈专权时，亦不免多几分忌惮。
次日朝会上，杨邠听闻对郭威的处置后，当即厉声质问。刘承祐搬出早已备好的说辞，以“河北边警频仍，需重臣坐镇”为由搪塞，李业更是出班附和，声称武德司（相当于皇家情报机构）探得边防确有不稳迹象。然而杨邠久历军政，对这些牵强理由根本不屑一顾；他连珠炮般抛出数个关键疑点，句句直指要害，驳得李业哑口无言。盛怒之下，杨邠当廷要求斩杀李业这等惑君乱政的奸佞，以肃清朝纲。
朝会不欢而散，李业私下向刘承祐哭诉，挑唆他起了铲除杨邠等辅政重臣的念头。另一边，郭荣秘密拜谒杨邠，并呈上郭威书信。杨邠深知郭威真正深意并未诉诸笔墨，便让郭荣口述传达。郭荣表示眼下正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先帝老臣功高震主，难免遭忌，杨邠等人不如趁着往昔功勋情分犹在，主动自请出镇外藩，既可保全自身与家族，亦是为国留存柱石。杨邠听罢，感叹李业这等奸小盘踞君侧，迟早祸国殃民。他让郭荣转告郭威《出师表》中名句；郭威从中嗅到危险讯息，立刻吩咐郭荣轻装简从，火速返京将亲眷接回邺城安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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